首页 > 科技 >

美国科技创新与技术转化机制研究与借鉴

2021-01-11 17:45 编辑:dd   作者:未知 对此文章感兴趣的有:

2013年12月5~25日,中航工业非航空产业部组织的“管理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培训班”赴美学习,来自直属单位和成员单位的16名民品主管共参加了三个阶段的培训:在加州长滩大学完成基础知识理论学习,了解美国技术创新与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及运营机制;学习美国政府和协会组织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运作机制,以及考察美国一流大学的技术实力和创新基础;开展研讨交流与创新组织模拟演练。下面,是本次培训的一些收获与思考。

技术转化是指将基础技术或应用技术成果应用于创新,是改进一种新产品或服务的设计、研制以及商业化的过程。被转移的所谓技术常常是一种特定的、不完全成熟的“特定知识”,转化过程的重点在于创造价值和保护知识产权。

通常以技术、模型和产品为标志,把整个技术转化过程分成应用技术、技术研发、产品研发、产品商业化四个阶段,涉及五个利益相关者:技术生产者、技术使用者、产品生产者、产品消费者、相关资源提供者。

美国技术和产品的开发者往往不是最终的生产者,研究机构和小企业往往会把技术和产品卖给大企业,依托大企业品牌、流程、资金优势进行生产销售。

技术转化过程主要由基础技术突破的“推力”和市场需求的“拉力”共同作用,形成技术转化的动力源泉。

据统计,美国从实验室出来的创新技术,仅有1%~2%能成功孵化成创新企业。而为数众多的小企业中,也只有50%的企业能活过5年。技术转化涉及技术成熟化、市场需求控制、商业运营风险等多方面风险。

主要有以下几项:①专家咨询;②毕业生就业(“移动的头脑”);③员工的跳槽(“移动的头脑”);④合作研究;⑤专利与许可;⑥专业服务与开发外包;⑦衍生新公司。

图2显示,美国的技术转化是一个社会性系统工程,由大学、企业界和风险投资三位角色主演,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共生体。政府则起到制片人的作用,一是持续投入研发经费,二是立法保证公平市场,让业界制订自己的规则标准,通过合理征税和实施反垄断以保持竞争活力。

高技术企业在技术转化(商业化)过程中,识别X与Y型人非常重要:X型人是乐于尝试新技术的先锋用户,Y型人是使用成熟可靠产品的大众。高技术产品早期进入市场要抓住“爱酷”的X型人,然后扩展到Y型大众。企业最大风险发生于从早期X型试用者扩大到Y型实用大众的跨越,这是已经成为企业的生死大坎。

高技术产品总体市场呈明显的“鞍形”周期,经过市场导入、成熟后,市场销量由升而降;创新产品再次导入市场,使市场呈现新的活力。有的产品甚至出现“双马鞍”,如早期PC主要用于文字处理,盛极而衰;游戏兴起,PC市场再次增长、衰退;直到乔布斯的“苹果”iPAD,再次使电脑市场呈现蓬勃发展之势。

当前世界合作专利(CO-PATENT)快速增长,其中23%合作专利由亚洲人获得,其中15%有中国人参与;策略性合作(与竞争者合作)成功率高达30%,渐成商界潮流。

企业通过“评估最具创新的五个伙伴”制度,可有效评价合作伙伴带来的创新价值。该办法主要通过提问来评分,比如:“合作伙伴是否愿意一起探讨最有挑战的技术方案?”通过专家打分后,得出“菲利浦是一个高度开放理想伙伴;而某航空发动机公司相对保守,与其合作不要期望太高”。

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硅谷”和东部麻省理工大学的“128公路”,是当今世界上最有活力的技术创新区域之一,区域汇聚风险投资家、律师、猎头公司、咨询顾问等专业化公司,为众多创新企业提供应有尽有的服务,脸谱、谷歌、苹果、思科、英特尔等企业都是在风险资本的孵化中做大的。硅谷企业相互激励且创意无限,许多小公司专找大公司的薄弱环节,潜心开发“独门绝技”,静待被大公司收购。

美国在众多基础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人口不到世界5%,发明专利世界第一,优质论文数量占世界近40%,诺贝尔奖占世界70%;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纳米技术等应用领域,都代表世界最高水平,拥有贝尔实验室、“臭鼬工厂”和“鬼怪工厂”等一大批顶尖技术创新中心。

当前,美国基本度过了2008年以来的次贷危机,高技术、新经济再次帮助美国走出低谷。美国经济屡次东山再起、称雄全球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科技底蕴深厚、创新充满活力、成果转化卓有成效。

美国科技创新重点领域因时而变:建国初期仅仅局限于农业、交通等领域;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刺激下,军工科技迅速创新;冷战前期,政府研究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兴起,在国防科技、原子能利用、电子信息和航天航空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20世纪80年代,通过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促使产业界、学术界和社会力量相互合作,再造“新经济”神话。

里根-老布什时期,联邦政府通过《拜耶-杜尔大学与小企业专利程序法》、《小企业创新发展法》、《全国合作研究法》、《联邦技术转移法》等法案,加强“官产学研”合作和知识产权保护。

克林顿时期则把军民融合和成果转化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不仅支持基础研究以及国防部、NASA等机构的“使命性”研究,还大力推动知识集成和信息化广泛应用,推动就业、环保和长期经济增长。

小布什执政后,由于“911”事件的发生,围绕打赢反恐战争、保卫本土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三大目标,重新加强国防科技研究,宣布重返月球太空计划,推出了国家纳米技术计划、氢能技术行动计划。

奥巴马政府致力于重塑美国再制造的领导地位,强调科学、工程和数学基础教育,大力发展信息化工程,计划通过深度信息化打造一个“更聪明”的政府。

美国历届政府无一不高度重视基础教育与科技创新,并在立法与政策引导上鼓励充分竞争、保护知识产权。这种风雨不动的长期坚持,造就了美国综合竞争力持续领先。

传统上,美国科技投入集中在农业和国防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农业研发支出占联邦政府1/3以上,对其他领域的资助则是零散的。二战后,由于泛军事工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国防部研发支出从2900万美元增加到4.2亿美元。这不仅开创了政府大规模介入科研的先例,推动政府研究机构大规模兴起和研究型大学迅速发展,而且形成了一个庞大军工综合体,最终引领美国进入真正的大科学时代。

冷战前期,美国用于研发的全部资金总量超过美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1969年研发投入高达256亿美元,比西德、法国、英国和日本总支出的113亿美元还要高出一倍,直到70年代末期,这4国的研发支出总额都没有超过美国。

80年代后期,冷战结束后,国防科研开支下降,此后,由于“新经济”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实际福利越来越明显,联邦政府又明显加大科技投入,从1994年的1692亿美元激增到2000年的2642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高达6%,大大超出同期GDP增长。

小布什总统上台后,结合反恐的新形势,继续加大联邦研发预算,2006年与2001年相比,增幅达45%,占联邦总预算的13.6%,为1968年阿波罗登月计划以来的最高水平。

奥巴马政府计划每10年研发投入增加一倍,力争使研发可退税政策永久化,还投巨资推进信息化与电子政务,借此重塑美国再制造的领导地位。

美国具有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以前,联邦政府原则上不支持有明确市场应用前景和经济利益的创新活动,这促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全美上万家企业设有研发实验室,约有300万工程师和科学家在企业工作,企业每年研发实际支出占全国总量的3/4,其绝对数量之高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IBM公司纽约的中央实验室拥有科研开发人员3000多人,年均研发投入高达50多亿美元,年均获得专利2300多项,培养出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技术商品化、市场化、资本化趋势的加剧,又进一步刺激了风险投资业发展,自发兴起了西部“硅谷”、东部波士顿“128公路”以及华盛顿特区等新的经济活动中心。

在创新法制环境建设方面,美国有一整套全国性的法律以及证券、税收、会计、破产、移民等规范,它们是分权和分散的,但是又紧密联系和互为补充,体现出以市场为导向、鼓励竞争和创新的特点。与绝大多数国家相反,美国的反垄断法一直对大公司严加约束,而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企业扶持有加。

企业一直是美国技术创新的主体。早在19世纪末期,美国企业广泛建立研发实验室。实验室不仅致力内部的发明,还从外部购买专利或兼并企业来消除新技术威胁。科技发明活动的内部化方式,使科技成果转化规避了高交易成本,科研开发针对性很强,成果转化速度和转化率很高。

伴随企业科技投入持续增加,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也不断调整。上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严禁企业间合作从事商业活动,研发合作同样受禁,这促使大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居于主导地位。上世纪80年代,美国放松管制,规定联合从事“竞争前技术”的研究开发不形成“托拉斯”垄断,企业间的合作创新才日益兴盛。1985~1995年,美国企业组建了565个合资研究企业,建立了3000多个企业策略性技术联盟。

此后,剧烈的市场竞争加快了技术创新步伐并缩短产品生命周期,使得中小企业日益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力。美国有2960万个500人以下的“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8%,雇佣53%的工人,实现70%的创新发明,人均承担的重大技术创新项目是大企业的2倍。

美国大企业则一方面热衷于收购拥有新技术、新发明的中小企业,另一方面不断加大研发国际化步伐。根据美国商务部研究报告,1987~1997年,跨国公司在美研发支出从65亿美元增加到197亿美元,占美国全部公司研发支出的15%左右。1998年底,375家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设立715家研发机构,雇佣约11.6万名美国研发人员。

图4表明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60年里,联邦政府的R&D投入,由近70%比例下降到30%以下;企业R&D投入,由30%左右比例上升到70%左右,其他投资一直只占8%以下,企业代替联邦政府成为研究投资的线、大学主导的高水平知识创新

大学在美国科技创新中的突出地位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此前大学虽然为企业界提供大量人才,但还远远不是研究型大学。随着联邦政府对大学研究资助的巨额增长,所有重要的美国大学都转变为承担科学研究的中心,研发的广度、深度和水平迅速提高,从50年代中期开始,在绝大部分研究领域特别是基础研究方面全面领先世界,成为美国知识创新的“火车头”。近年来,基础研究开支仍然占大学研发经费的2/3,占全美基础研究总支出的50%。

大学在知识创新方面的最大优势是多学科集中,可以实现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跨学科交流合作。研究型大学分为Extensive型和Intensive型两类,分别占美国5000多所高等学校总数的3.8%和2.8%。联邦科研经费支持著名研究型大学科研经费的比例一般在60%(公立)至80%左右(私立),全世界获得诺贝尔奖的400多名大学教授多数出自美国著名研究型大学,仅哈佛大学就有30位。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受联邦政策影响,美国大学加强了与工业界的合作,大学产业研究所数量大幅增长,大学老师和学生也成为企业界非常欢迎的“廉价劳力”。

美国立国之初就颁布了《专利法》,是世界上建立专利制度较早的国家之一。宪法明确规定:联邦政府有责任“通过保障作者和发明者对其著作和发明享有一定时间的独占权利来促进科学和有用艺术的进步”。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严厉的反托拉斯政策虽然抑制了产学研特别是企业之间的研发合作,但强化了企业独立开展多样化的工业研究和利用专利去获得市场影响力的能力。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拜-杜”法案,统一了联邦专利政策,规定公共财政资助产生的知识产权归项目研发单位(大学、联邦实验室等),研发单位可进一步开发或转化,并可对创新者予以重奖,使得原来属国家所有的专利技术不再束之高阁。同年出台的《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明确政府在促进商业创新中的广泛作用,联邦实验室有义务促进技术成果转移。1986年出台的《联邦技术转移法》进一步明确国家实验室对发明拥有所有权,可以将发明以许可方式转让给企业。1987年,里根政府又把拜-杜法案的适用对象扩大到大企业和营利性机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增设“临时专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保护已经脱离基础理论阶段、具有潜在商业价值、但还不可能申请专利的成果,以及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潜在应用前景的成果。

美国还加强向全球输出其知识产权保护理念,促进乃至强制推动有关国际协作,甚至在国际贸易中动用“特殊301条款”,迫使竞争对手加强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

美国历来是科技创新的沃土,爱迪生一生被授予1368项独立专利。人类有史以来的321项伟大发明中,161项是由美国人发明的,如飞机、互联网、激光、蜂窝电话、流水线、超市等。近年,在美国西部洛杉矶,又出现一个超级“科学狂人”艾伦马斯克,此人在网络支付宝、太空火箭发射、特斯拉电动汽车、太阳城电站、超级高铁(Hyperloop)等新技术领域大展拳脚。美国人赞叹:“一般的科学精英,一辈子能干好其中一件大事就很了不起,而马斯克却能干好四件大事!”

美国人崇尚创新、崇尚冒险。如果让他们在一份高薪水、低保障和一份低薪水、高保障的工作之间做选择,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前者。人们普遍认为:“好学生一定要走出学校创业,蠢材才留校。”“能人是不给别人打工的,一定要自己创业当老板。”

对于创业失败的那些诚实而勤劳的人,美国人倾向给他们第二次机会。破产在欧洲通常被认为是毁灭,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破产者通常被认为是承担风险的企业家。

5年来,中航工业虽然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创新能力不足依然是制约中航工业跨越发展的重要因素,技术转化效率不高也是民品发展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下面借鉴经验提几点建议:

生物实验证明,单一菌种繁衍走不出迷宫,多菌种的繁衍则可顺利走出迷宫;心理学实验表明,多文化混合人群持久创新能力高于单一文化人群。200多年来,美国之所以保持长盛不衰的创新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多民族的融合,美国314位诺贝尔获奖者有102位是国外出生的移民。华为公司之所以一跃成为行业翘楚,促进员工多元化是一个重要原因,其中仅聘用一个德籍采购部总裁,两年间就把华为的小农采购体系建成现代采购体系,降低成本20多亿元。

作为《财富》世界500强大企业,中航工业有50万员工,但外籍及多文化背景的员工屈指可数。因此从全球化思维和视野出发,构建员工多元化、文化多元化势在必行。首先,要实现员工结构多元化。可从民品领域开始,大范围招聘引进国外职业经理人、市场营销人员、技术开发骨干。条件成熟后,再扩大至民机领域。第二,在员工国际化的基础上,同步推行业务国际化,在全球建立研发中心,全球设立生产线。第三,要塑造宽容失败、崇拜创新、重奖英雄的企业文化。每年举办创意文化节,开展“奇思妙想”评选活动,重奖技术革新、持续改进。

参照美国一流大公司科技创新模式,中航工业提升组织整体创新能力,应走内外兼修的提升道路。

①建立高水平技术创新中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国外创新中心相比,我们的创新中心一是显得比较分散,二是创收的压力比较大,原始创新动力不足。创新中心的分散与集中各有利弊,而长期过大的赚钱盈利压力对提升创新力的确有一定负面影响,忙于收入增长和算计年底奖金的科研人员,很难甘于寂寞,很少能产生奇思妙想和进行原始创新,而跟踪、模仿便是生存的捷径。“臭鼬工厂”、“鬼怪工厂”和GE研发中心,经费来源以公司投入为主、承揽外部任务为辅,挣钱上缴利润的情况是没有的。所以,我们有必要调整优化组织职能,让研究所集中力量搞创新研发,让企业、公司去挣钱,各司其职,发挥所长。

此外,中航工业航空研发资金主要由国家出资,民用产品创新资金主要靠自身,后者小得不成比例。所以我们的创新基金应重点加强民品研发。其次,对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项目,应系统组织进行二次开发或产品开发,可建立常规资金(基金)予以扶持。

②扩大对外技术合作,提升科技创新成效。从美国的经验看,小企业是天然的创新源泉,大企业很难承受创新失败的风险。因此大企业一方面倾向直接收购拥有新技术的小企业,另一方面强化与外部优秀人才和优势专业的项目合作。因此,要提高中航工业的创新能力,第一,要借力策略性收购。收购的第一优先目标是国内外拥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专业公司,特别是军民通用技术和基础技术,可建立一个目标清单,随时准备出手。第二,要扩大产学研合作深度。中国大学基础研究不足、原始创新能力较弱,开展产学研结合的效果可能不如国外。因此,我们还要走出去,与国际一流大学、创新中心建立更深更广的联系,在世界知名的创新区如“硅谷”、“128公路”、帝国理工西区等地,建立研发创新中心。第三,加强与同行或竞争对手的合作。美国企业近年来热衷策略性合作,深刻体现了当今企业既竞争又合作的本质,与集团董事长林左鸣“只有合作伙伴,没有竞争对手”的思想不谋而合。在合作伙伴的选择上,可常态化进行“合作伙伴创新价值评价”,找到有能力、有诚意的伙伴。

航空工业是“现代工业之花”,具有技术领先、专业齐全、人才众多的优势。按同源技术就地转化的思路,中航工业具有发展高科技民品的天然优势。但实际上,中航工业9大类非航空民品中,具有高技术特征的产值比例很小,这与我们对成果转化的体系建设策划不足有关。

①要注重对技术转化的顶层规划。美国政府几十年巨资投入NASA,累积数千项航空航天核心技术。在联邦政府明文规定和强制要求下,NASA建立了一整套技术推广途径和成果转化机制,经过50多年不懈努力,实现了1600多项技术民用转化。这启发我们,高效的技术转化需要精心规划,长期努力,需要制度作保障。建议中航工业设立专门机构,专注于航空技术向民用技术转移的战略规划、资源配套、操作步骤等方面工作。

②摸清中航工业技术转化的家底。瞄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国家七大战略新兴产业,根据技术同源、产品同根的原则,梳理出的核心专业、共性技术和待补强领域,判别战略新兴产业所需要的技术方向,有针对性地加强应用研究与产品开发,提升技术成果转化效率。如智能机器人产业,航空技术体系中机电、传感、材料、控制等专业中有很多可依托、可转化的技术,但这些技术对于发展未来先进智能机器人来说,广度、深度、成熟度够不够?顶尖人才到底有多少?市场突破点在哪?都需要摸清底细。如果技术梳理不到位、市场潜力不明确,则不可贸然大规模投入。

从美国技术转化成功的经验看,“风险化解、市场运作、重奖成功”等三方面可资借鉴。

①以风险投资化解技术转化风险。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风险很高,美国依靠风险投资来对冲风险。风投主要有三种: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垃圾债券,其中最活跃、最关键的是天使投资,美国大约有40万人相关从业人员,多是技术专才、企业家、市场专家和金融投资的“四合一”复合型人才。他们不但为创新企业提供种子资金和管理咨询,而且对创新方向的判断起到关键作用。

由于军工单位的封闭性,中航工业在预研和攻关中衍生出大量的共性技术,与外界沟通不够、转化不畅。因此,我们既要在国内外寻找合格的天使投资,来帮助我们加快技术转化;同时,也要培育面向中航工业的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首先,专门筹集资金,与国内外高水平专业人士合伙设立天使基金,该项基金更多地要面向集团内部寻找、孵化创新技术。第二,可以充分利用集团公司现有的融资能力。对于资金需求比较大的成果转化,充分利用20多家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对于智能机器人这一类需要长期投资、一时难有效益的项目,可依托创新基金进行风险投资。

②技术转化应遵循市场化规律。美国“拜-杜”法案明确政府资助形成的知识产权归研发单位,并对创新者予以奖励。但在中航工业内部,研究所依托国家项目形成的专利成果,转移到主机厂时,主机单位却不愿意付出应有的对价,比较希望直接行政“划转”,或象征性付一点费用。这一方面挫伤研究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得主机单位不珍惜科研成果。建议集团借鉴“拜-杜法案”法理精神,建立市场化的技术转化机制,使成果转化和抱团发展成为各方内在动力。

③建立重奖成功的机制。美国人热爱创新,热爱冒险,根本原因在于冒险成功能带来巨大收益。华为公司特定持股制度,3M公司员工收入与开发产品的销售额挂钩,西北有色院技术人员大规模技术入股,民营企业核心员工持股等均可为鉴。既然承认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高风险性,就需要想设计出有效的办法,让高额回报与风险对冲。目前,中航工业内部成功操作的实例不多,为此要彻底解放思想,冲破体制束缚,线、建立全球航空科技的汇聚机制。

美国的创新活力植根于其海纳百川的科技汇聚机制,全球人才、资金、创意都被利用得淋漓尽致。瑞典的科技汇聚机制也非常有特色,瑞典人口只有898万,但在通信、航空、汽车等众多领域执世界科技之牛耳。很少人注意到,瑞典的科技发展背后与诺贝尔奖评选密切相关。每年上万世界顶级科学家,从浩如烟海的科技信息中甄别3000多个尖端成果,供瑞典皇家科学院进行评选。当世人热烈祝贺少数几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时,瑞典则系统掌握全世界最顶尖科学研究的全貌,为此只需付出区区几百万美元奖金。

确立行业领先地位不仅要靠自己做出多少科技成果,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建立全球科技的汇聚机制。由此,我们可以借鉴诺贝尔评奖办法,建立中国的“民用航空科技诺贝尔奖”,以民用航空共性技术和基础技术为对象,以高水平、高奖金、国际化为特色取得全球认同,由此建立中国特色的航空科技汇聚机制,为我们突破跟踪仿制枷锁、成为世界航空技术的集成者、领跑者打好基础。

2013年12月5~25日,中航工业非航空产业部组织的“管理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培训班”赴美学习,来自直属单位和成员单位的16名民品主管共参加了三个阶段的培训:在加州长滩大学完成基础知识理论学习,了解美国技术创新与商业化的社会环境及运营机制;学习美国政府和协会组织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运作机制,以及考察美国一流大学的技术实力和创新基础;开展研讨交流与创新组织模拟演练。下面,是本次培训的一些收获与思考。

技术转化是指将基础技术或应用技术成果应用于创新,是改进一种新产品或服务的设计、研制以及商业化的过程。被转移的所谓技术常常是一种特定的、不完全成熟的“特定知识”,转化过程的重点在于创造价值和保护知识产权。

通常以技术、模型和产品为标志,把整个技术转化过程分成应用技术、技术研发、产品研发、产品商业化四个阶段,涉及五个利益相关者:技术生产者、技术使用者、产品生产者、产品消费者、相关资源提供者。

美国技术和产品的开发者往往不是最终的生产者,研究机构和小企业往往会把技术和产品卖给大企业,依托大企业品牌、流程、资金优势进行生产销售。

技术转化过程主要由基础技术突破的“推力”和市场需求的“拉力”共同作用,形成技术转化的动力源泉。

据统计,美国从实验室出来的创新技术,仅有1%~2%能成功孵化成创新企业。而为数众多的小企业中,也只有50%的企业能活过5年。技术转化涉及技术成熟化、市场需求控制、商业运营风险等多方面风险。

主要有以下几项:①专家咨询;②毕业生就业(“移动的头脑”);③员工的跳槽(“移动的头脑”);④合作研究;⑤专利与许可;⑥专业服务与开发外包;⑦衍生新公司。

图2显示,美国的技术转化是一个社会性系统工程,由大学、企业界和风险投资三位角色主演,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共生体。政府则起到制片人的作用,一是持续投入研发经费,二是立法保证公平市场,让业界制订自己的规则标准,通过合理征税和实施反垄断以保持竞争活力。

高技术企业在技术转化(商业化)过程中,识别X与Y型人非常重要:X型人是乐于尝试新技术的先锋用户,Y型人是使用成熟可靠产品的大众。高技术产品早期进入市场要抓住“爱酷”的X型人,然后扩展到Y型大众。企业最大风险发生于从早期X型试用者扩大到Y型实用大众的跨越,这是已经成为企业的生死大坎。

高技术产品总体市场呈明显的“鞍形”周期,经过市场导入、成熟后,市场销量由升而降;创新产品再次导入市场,使市场呈现新的活力。有的产品甚至出现“双马鞍”,如早期PC主要用于文字处理,盛极而衰;游戏兴起,PC市场再次增长、衰退;直到乔布斯的“苹果”iPAD,再次使电脑市场呈现蓬勃发展之势。

当前世界合作专利(CO-PATENT)快速增长,其中23%合作专利由亚洲人获得,其中15%有中国人参与;策略性合作(与竞争者合作)成功率高达30%,渐成商界潮流。

企业通过“评估最具创新的五个伙伴”制度,可有效评价合作伙伴带来的创新价值。该办法主要通过提问来评分,比如:“合作伙伴是否愿意一起探讨最有挑战的技术方案?”通过专家打分后,得出“菲利浦是一个高度开放理想伙伴;而某航空发动机公司相对保守,与其合作不要期望太高”。

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硅谷”和东部麻省理工大学的“128公路”,是当今世界上最有活力的技术创新区域之一,区域汇聚风险投资家、律师、猎头公司、咨询顾问等专业化公司,为众多创新企业提供应有尽有的服务,脸谱、谷歌、苹果、思科、英特尔等企业都是在风险资本的孵化中做大的。硅谷企业相互激励且创意无限,许多小公司专找大公司的薄弱环节,潜心开发“独门绝技”,静待被大公司收购。

美国在众多基础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人口不到世界5%,发明专利世界第一,优质论文数量占世界近40%,诺贝尔奖占世界70%;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纳米技术等应用领域,都代表世界最高水平,拥有贝尔实验室、“臭鼬工厂”和“鬼怪工厂”等一大批顶尖技术创新中心。

当前,美国基本度过了2008年以来的次贷危机,高技术、新经济再次帮助美国走出低谷。美国经济屡次东山再起、称雄全球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科技底蕴深厚、创新充满活力、成果转化卓有成效。

美国科技创新重点领域因时而变:建国初期仅仅局限于农业、交通等领域;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刺激下,军工科技迅速创新;冷战前期,政府研究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兴起,在国防科技、原子能利用、电子信息和航天航空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20世纪80年代,通过进一步加大科技投入,促使产业界、学术界和社会力量相互合作,再造“新经济”神话。

里根-老布什时期,联邦政府通过《拜耶-杜尔大学与小企业专利程序法》、《小企业创新发展法》、《全国合作研究法》、《联邦技术转移法》等法案,加强“官产学研”合作和知识产权保护。

克林顿时期则把军民融合和成果转化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不仅支持基础研究以及国防部、NASA等机构的“使命性”研究,还大力推动知识集成和信息化广泛应用,推动就业、环保和长期经济增长。

小布什执政后,由于“911”事件的发生,围绕打赢反恐战争、保卫本土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三大目标,重新加强国防科技研究,宣布重返月球太空计划,推出了国家纳米技术计划、氢能技术行动计划。

奥巴马政府致力于重塑美国再制造的领导地位,强调科学、工程和数学基础教育,大力发展信息化工程,计划通过深度信息化打造一个“更聪明”的政府。

美国历届政府无一不高度重视基础教育与科技创新,并在立法与政策引导上鼓励充分竞争、保护知识产权。这种风雨不动的长期坚持,造就了美国综合竞争力持续领先。

传统上,美国科技投入集中在农业和国防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农业研发支出占联邦政府1/3以上,对其他领域的资助则是零散的。二战后,由于泛军事工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国防部研发支出从2900万美元增加到4.2亿美元。这不仅开创了政府大规模介入科研的先例,推动政府研究机构大规模兴起和研究型大学迅速发展,而且形成了一个庞大军工综合体,最终引领美国进入真正的大科学时代。

冷战前期,美国用于研发的全部资金总量超过美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1969年研发投入高达256亿美元,比西德、法国、英国和日本总支出的113亿美元还要高出一倍,直到70年代末期,这4国的研发支出总额都没有超过美国。

80年代后期,冷战结束后,国防科研开支下降,此后,由于“新经济”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实际福利越来越明显,联邦政府又明显加大科技投入,从1994年的1692亿美元激增到2000年的2642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高达6%,大大超出同期GDP增长。

小布什总统上台后,结合反恐的新形势,继续加大联邦研发预算,2006年与2001年相比,增幅达45%,占联邦总预算的13.6%,为1968年阿波罗登月计划以来的最高水平。

奥巴马政府计划每10年研发投入增加一倍,力争使研发可退税政策永久化,还投巨资推进信息化与电子政务,借此重塑美国再制造的领导地位。

美国具有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以前,联邦政府原则上不支持有明确市场应用前景和经济利益的创新活动,这促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全美上万家企业设有研发实验室,约有300万工程师和科学家在企业工作,企业每年研发实际支出占全国总量的3/4,其绝对数量之高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IBM公司纽约的中央实验室拥有科研开发人员3000多人,年均研发投入高达50多亿美元,年均获得专利2300多项,培养出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技术商品化、市场化、资本化趋势的加剧,又进一步刺激了风险投资业发展,自发兴起了西部“硅谷”、东部波士顿“128公路”以及华盛顿特区等新的经济活动中心。

在创新法制环境建设方面,美国有一整套全国性的法律以及证券、税收、会计、破产、移民等规范,它们是分权和分散的,但是又紧密联系和互为补充,体现出以市场为导向、鼓励竞争和创新的特点。与绝大多数国家相反,美国的反垄断法一直对大公司严加约束,而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企业扶持有加。

企业一直是美国技术创新的主体。早在19世纪末期,美国企业广泛建立研发实验室。实验室不仅致力内部的发明,还从外部购买专利或兼并企业来消除新技术威胁。科技发明活动的内部化方式,使科技成果转化规避了高交易成本,科研开发针对性很强,成果转化速度和转化率很高。

伴随企业科技投入持续增加,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也不断调整。上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严禁企业间合作从事商业活动,研发合作同样受禁,这促使大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居于主导地位。上世纪80年代,美国放松管制,规定联合从事“竞争前技术”的研究开发不形成“托拉斯”垄断,企业间的合作创新才日益兴盛。1985~1995年,美国企业组建了565个合资研究企业,建立了3000多个企业策略性技术联盟。

此后,剧烈的市场竞争加快了技术创新步伐并缩短产品生命周期,使得中小企业日益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力。美国有2960万个500人以下的“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8%,雇佣53%的工人,实现70%的创新发明,人均承担的重大技术创新项目是大企业的2倍。

美国大企业则一方面热衷于收购拥有新技术、新发明的中小企业,另一方面不断加大研发国际化步伐。根据美国商务部研究报告,1987~1997年,跨国公司在美研发支出从65亿美元增加到197亿美元,占美国全部公司研发支出的15%左右。1998年底,375家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设立715家研发机构,雇佣约11.6万名美国研发人员。

图4表明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60年里,联邦政府的R&D投入,由近70%比例下降到30%以下;企业R&D投入,由30%左右比例上升到70%左右,其他投资一直只占8%以下,企业代替联邦政府成为研究投资的线、大学主导的高水平知识创新

大学在美国科技创新中的突出地位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此前大学虽然为企业界提供大量人才,但还远远不是研究型大学。随着联邦政府对大学研究资助的巨额增长,所有重要的美国大学都转变为承担科学研究的中心,研发的广度、深度和水平迅速提高,从50年代中期开始,在绝大部分研究领域特别是基础研究方面全面领先世界,成为美国知识创新的“火车头”。近年来,基础研究开支仍然占大学研发经费的2/3,占全美基础研究总支出的50%。

大学在知识创新方面的最大优势是多学科集中,可以实现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跨学科交流合作。研究型大学分为Extensive型和Intensive型两类,分别占美国5000多所高等学校总数的3.8%和2.8%。联邦科研经费支持著名研究型大学科研经费的比例一般在60%(公立)至80%左右(私立),全世界获得诺贝尔奖的400多名大学教授多数出自美国著名研究型大学,仅哈佛大学就有30位。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受联邦政策影响,美国大学加强了与工业界的合作,大学产业研究所数量大幅增长,大学老师和学生也成为企业界非常欢迎的“廉价劳力”。

美国立国之初就颁布了《专利法》,是世界上建立专利制度较早的国家之一。宪法明确规定:联邦政府有责任“通过保障作者和发明者对其著作和发明享有一定时间的独占权利来促进科学和有用艺术的进步”。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严厉的反托拉斯政策虽然抑制了产学研特别是企业之间的研发合作,但强化了企业独立开展多样化的工业研究和利用专利去获得市场影响力的能力。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拜-杜”法案,统一了联邦专利政策,规定公共财政资助产生的知识产权归项目研发单位(大学、联邦实验室等),研发单位可进一步开发或转化,并可对创新者予以重奖,使得原来属国家所有的专利技术不再束之高阁。同年出台的《史蒂文森-怀德勒技术创新法》,明确政府在促进商业创新中的广泛作用,联邦实验室有义务促进技术成果转移。1986年出台的《联邦技术转移法》进一步明确国家实验室对发明拥有所有权,可以将发明以许可方式转让给企业。1987年,里根政府又把拜-杜法案的适用对象扩大到大企业和营利性机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增设“临时专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保护已经脱离基础理论阶段、具有潜在商业价值、但还不可能申请专利的成果,以及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潜在应用前景的成果。

美国还加强向全球输出其知识产权保护理念,促进乃至强制推动有关国际协作,甚至在国际贸易中动用“特殊301条款”,迫使竞争对手加强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

美国历来是科技创新的沃土,爱迪生一生被授予1368项独立专利。人类有史以来的321项伟大发明中,161项是由美国人发明的,如飞机、互联网、激光、蜂窝电话、流水线、超市等。近年,在美国西部洛杉矶,又出现一个超级“科学狂人”艾伦马斯克,此人在网络支付宝、太空火箭发射、特斯拉电动汽车、太阳城电站、超级高铁(Hyperloop)等新技术领域大展拳脚。美国人赞叹:“一般的科学精英,一辈子能干好其中一件大事就很了不起,而马斯克却能干好四件大事!”

美国人崇尚创新、崇尚冒险。如果让他们在一份高薪水、低保障和一份低薪水、高保障的工作之间做选择,绝大部分人会选择前者。人们普遍认为:“好学生一定要走出学校创业,蠢材才留校。”“能人是不给别人打工的,一定要自己创业当老板。”

对于创业失败的那些诚实而勤劳的人,美国人倾向给他们第二次机会。破产在欧洲通常被认为是毁灭,在美国的法律体系中,破产者通常被认为是承担风险的企业家。

5年来,中航工业虽然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创新能力不足依然是制约中航工业跨越发展的重要因素,技术转化效率不高也是民品发展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下面借鉴经验提几点建议:

生物实验证明,单一菌种繁衍走不出迷宫,多菌种的繁衍则可顺利走出迷宫;心理学实验表明,多文化混合人群持久创新能力高于单一文化人群。200多年来,美国之所以保持长盛不衰的创新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多民族的融合,美国314位诺贝尔获奖者有102位是国外出生的移民。华为公司之所以一跃成为行业翘楚,促进员工多元化是一个重要原因,其中仅聘用一个德籍采购部总裁,两年间就把华为的小农采购体系建成现代采购体系,降低成本20多亿元。

作为《财富》世界500强大企业,中航工业有50万员工,但外籍及多文化背景的员工屈指可数。因此从全球化思维和视野出发,构建员工多元化、文化多元化势在必行。首先,要实现员工结构多元化。可从民品领域开始,大范围招聘引进国外职业经理人、市场营销人员、技术开发骨干。条件成熟后,再扩大至民机领域。第二,在员工国际化的基础上,同步推行业务国际化,在全球建立研发中心,全球设立生产线。第三,要塑造宽容失败、崇拜创新、重奖英雄的企业文化。每年举办创意文化节,开展“奇思妙想”评选活动,重奖技术革新、持续改进。

参照美国一流大公司科技创新模式,中航工业提升组织整体创新能力,应走内外兼修的提升道路。

①建立高水平技术创新中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国外创新中心相比,我们的创新中心一是显得比较分散,二是创收的压力比较大,原始创新动力不足。创新中心的分散与集中各有利弊,而长期过大的赚钱盈利压力对提升创新力的确有一定负面影响,忙于收入增长和算计年底奖金的科研人员,很难甘于寂寞,很少能产生奇思妙想和进行原始创新,而跟踪、模仿便是生存的捷径。“臭鼬工厂”、“鬼怪工厂”和GE研发中心,经费来源以公司投入为主、承揽外部任务为辅,挣钱上缴利润的情况是没有的。所以,我们有必要调整优化组织职能,让研究所集中力量搞创新研发,让企业、公司去挣钱,各司其职,发挥所长。

此外,中航工业航空研发资金主要由国家出资,民用产品创新资金主要靠自身,后者小得不成比例。所以我们的创新基金应重点加强民品研发。其次,对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项目,应系统组织进行二次开发或产品开发,可建立常规资金(基金)予以扶持。

②扩大对外技术合作,提升科技创新成效。从美国的经验看,小企业是天然的创新源泉,大企业很难承受创新失败的风险。因此大企业一方面倾向直接收购拥有新技术的小企业,另一方面强化与外部优秀人才和优势专业的项目合作。因此,要提高中航工业的创新能力,第一,要借力策略性收购。收购的第一优先目标是国内外拥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专业公司,特别是军民通用技术和基础技术,可建立一个目标清单,随时准备出手。第二,要扩大产学研合作深度。中国大学基础研究不足、原始创新能力较弱,开展产学研结合的效果可能不如国外。因此,我们还要走出去,与国际一流大学、创新中心建立更深更广的联系,在世界知名的创新区如“硅谷”、“128公路”、帝国理工西区等地,建立研发创新中心。第三,加强与同行或竞争对手的合作。美国企业近年来热衷策略性合作,深刻体现了当今企业既竞争又合作的本质,与集团董事长林左鸣“只有合作伙伴,没有竞争对手”的思想不谋而合。在合作伙伴的选择上,可常态化进行“合作伙伴创新价值评价”,找到有能力、有诚意的伙伴。

航空工业是“现代工业之花”,具有技术领先、专业齐全、人才众多的优势。按同源技术就地转化的思路,中航工业具有发展高科技民品的天然优势。但实际上,中航工业9大类非航空民品中,具有高技术特征的产值比例很小,这与我们对成果转化的体系建设策划不足有关。

①要注重对技术转化的顶层规划。美国政府几十年巨资投入NASA,累积数千项航空航天核心技术。在联邦政府明文规定和强制要求下,NASA建立了一整套技术推广途径和成果转化机制,经过50多年不懈努力,实现了1600多项技术民用转化。这启发我们,高效的技术转化需要精心规划,长期努力,需要制度作保障。建议中航工业设立专门机构,专注于航空技术向民用技术转移的战略规划、资源配套、操作步骤等方面工作。

②摸清中航工业技术转化的家底。瞄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国家七大战略新兴产业,根据技术同源、产品同根的原则,梳理出的核心专业、共性技术和待补强领域,判别战略新兴产业所需要的技术方向,有针对性地加强应用研究与产品开发,提升技术成果转化效率。如智能机器人产业,航空技术体系中机电、传感、材料、控制等专业中有很多可依托、可转化的技术,但这些技术对于发展未来先进智能机器人来说,广度、深度、成熟度够不够?顶尖人才到底有多少?市场突破点在哪?都需要摸清底细。如果技术梳理不到位、市场潜力不明确,则不可贸然大规模投入。

从美国技术转化成功的经验看,“风险化解、市场运作、重奖成功”等三方面可资借鉴。

①以风险投资化解技术转化风险。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风险很高,美国依靠风险投资来对冲风险。风投主要有三种: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垃圾债券,其中最活跃、最关键的是天使投资,美国大约有40万人相关从业人员,多是技术专才、企业家、市场专家和金融投资的“四合一”复合型人才。他们不但为创新企业提供种子资金和管理咨询,而且对创新方向的判断起到关键作用。

由于军工单位的封闭性,中航工业在预研和攻关中衍生出大量的共性技术,与外界沟通不够、转化不畅。因此,我们既要在国内外寻找合格的天使投资,来帮助我们加快技术转化;同时,也要培育面向中航工业的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首先,专门筹集资金,与国内外高水平专业人士合伙设立天使基金,该项基金更多地要面向集团内部寻找、孵化创新技术。第二,可以充分利用集团公司现有的融资能力。对于资金需求比较大的成果转化,充分利用20多家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对于智能机器人这一类需要长期投资、一时难有效益的项目,可依托创新基金进行风险投资。

②技术转化应遵循市场化规律。美国“拜-杜”法案明确政府资助形成的知识产权归研发单位,并对创新者予以奖励。但在中航工业内部,研究所依托国家项目形成的专利成果,转移到主机厂时,主机单位却不愿意付出应有的对价,比较希望直接行政“划转”,或象征性付一点费用。这一方面挫伤研究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得主机单位不珍惜科研成果。建议集团借鉴“拜-杜法案”法理精神,建立市场化的技术转化机制,使成果转化和抱团发展成为各方内在动力。

③建立重奖成功的机制。美国人热爱创新,热爱冒险,根本原因在于冒险成功能带来巨大收益。华为公司特定持股制度,3M公司员工收入与开发产品的销售额挂钩,西北有色院技术人员大规模技术入股,民营企业核心员工持股等均可为鉴。既然承认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高风险性,就需要想设计出有效的办法,让高额回报与风险对冲。目前,中航工业内部成功操作的实例不多,为此要彻底解放思想,冲破体制束缚,线、建立全球航空科技的汇聚机制。

美国的创新活力植根于其海纳百川的科技汇聚机制,全球人才、资金、创意都被利用得淋漓尽致。瑞典的科技汇聚机制也非常有特色,瑞典人口只有898万,但在通信、航空、汽车等众多领域执世界科技之牛耳。很少人注意到,瑞典的科技发展背后与诺贝尔奖评选密切相关。每年上万世界顶级科学家,从浩如烟海的科技信息中甄别3000多个尖端成果,供瑞典皇家科学院进行评选。当世人热烈祝贺少数几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时,瑞典则系统掌握全世界最顶尖科学研究的全貌,为此只需付出区区几百万美元奖金。

确立行业领先地位不仅要靠自己做出多少科技成果,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建立全球科技的汇聚机制。由此,我们可以借鉴诺贝尔评奖办法,建立中国的“民用航空科技诺贝尔奖”,以民用航空共性技术和基础技术为对象,以高水平、高奖金、国际化为特色取得全球认同,由此建立中国特色的航空科技汇聚机制,为我们突破跟踪仿制枷锁、成为世界航空技术的集成者、领跑者打好基础。


 

资讯标签: